医乃仁术，德即慈航——《道医学》中的人文精神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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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精深的中华道德文化，是道医学产生的源泉。道医学经历了从修身守一法，到修真金丹法的发展演变。不管是修身守一法，还是修真金丹法，道医学中都充满了浓郁的重德施仁的人文气息。
在伏羲黄老学说中，人们都是自然地修身明德、执一守一，自觉地尊道贵德。不管是圣贤还是一般民众，都深明养生之理，以道德为养命延年、祛病疗疾的灵丹妙药，所以不会或者较少受疾病的困扰。《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云：“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原，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前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百岁，而动作为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老子》云：“致虚，极也。守情，表也。万物旁作，吾以观其复也。天物芸芸，各复归于其根曰静，静是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和曰常，知和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即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庄子》云：“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文子·下德》：“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肥肌肤，充腹肠，养生之末也。”
《易经》、《黄帝内经》、《庄子》、《老子》等典籍所记载的理想人格如真人、至人、圣人、大人，都以探索自然万物的本质、维护宇宙的生态平衡、追求生命的长生久视、与道同一为本；而不以物为事，以治国平天下为余事。所以，他们常被称为三界万物之师、人类的精神导师。他们的道德品格与日月齐辉，他们的人生境界超尘绝俗。正如《易经·系辞》中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他们体道悟道之后，举止动静都合道德。所行不言之教，皆在引领无量众生同归德道。
老子《德道经》云：“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也。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非其神不伤人也，圣人亦弗伤也。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庄子·逍遥游》中记载的藐姑射之山神人，其德“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让王》云：“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
从春秋战国开始至秦汉以降，到汉唐时期及以后逐步形成修真金丹法，虽然人们的道德修养水平远远赶不上三皇五帝时期，甚至也达不到三王时期的程度，但秦汉以前的高尚医德与良好医风，依然得到继承发扬。
魏晋时期的葛洪、陶弘景对此已有深刻论述，《抱扑子内篇·对俗》：“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扑子内篇·杂应》云：“是故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陶弘景《真诰》云：“夫学生之道，当先治病……不先治病虽服食行炁，无益于身”。后来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第一》、《大医精诚第二》中又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大医习业第一》云：“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等诸部经方……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从具备全面、精湛的医疗知识和技术等专业素养上进行规范，习医者应“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能“道听途说”。
《大医精诚第二》云：“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从救死扶伤、济世活人的医德方面提出要求。
《备急千金要方》云：“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从认真负责、高尚情操的医风方面提出要求，强调“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金元明时期的道医学，继续强调行医送药是施行仁爱、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技术手段，是济世利人的“上功”与“大德”，是长生的先决条件。认为内修的同时要广泛行善施仁积德，而且医术既是仁术，又是孝术。为人子者知医懂药是服侍父母、尽孝行善的重要体现。研习医药既可以自我保健、奉亲，又可以解厄救度、济世，医相具有同样的功效。因此，道医作为医身自救与救人济世的必要条件，往往会达到“自医又复医人，医医不已；达道堪传妙道，道道皆通”（《医道还原序》）的境界。
这些医乃仁术、大慈普渡的行医理念和道德规范，正是道医学思想理论的闪光之所在，也是历代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指引着无数仁人志士实践道德修身，探索自然本质，追求心身俱健，砥砺人生气节，谱写生命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