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上帝之手”

西方科学界，存在着一些比较共性的现象。例如，爱因斯坦，以及几乎与之齐名的牛顿和伽利略，他们都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的存在，有的科学家还花了很大精力去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大自然的法则所体现的智慧比人类不知高明多少倍，在它面前，我们只有顶礼膜拜的资格。”

这大概也就是人类科学的发展并无任何止境的原因之一吧。

 “上帝之手”猜想

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牛顿有位朋友，他就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哈雷。哈雷因为推算出一颗彗星的轨道，那颗彗星后来也就以他的名字被命名为“哈雷彗星”，可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位哈雷起先也并不相信宇宙中一切的天体都是有一种力量（神）进行创造的。有一次，牛顿造了一个太阳系模型，中央是一个镀金的太阳，四周各大行星按位置排列非常整齐。如果拉动曲柄，各星体就立即会照着自己的轨道和谐地转动起来，做得非常形象和美妙。

有一天，哈雷来访牛顿见到这模型，他把玩了好久，惊叹并叫好。就问这是谁造的。牛顿当时却回答说，这个模型没有人设计和制造，只不过是偶然有各种材料凑巧碰在一起而形成的。哈雷不相信地说，无论如何必定有一个人制造它，而且这个制作者必定是位天才。这时，牛顿拍着哈雷的肩头说：“这个模型虽然精巧，但比起真正的太阳系，实在算不得什么，你既然相信一定是有人制成它，难道比这个模型精巧亿万倍的太阳系，岂不是应该有一个全能的神，用我们不可想象的智慧将它创造出来？”哈雷一听恍然大悟，又经过严谨的研究，他后来也相信了有神存在。

牛顿指着太阳系的宇宙模型，感慨地说：你看这尽善尽美的设计，完美无暇的构思，肯定来自我们全能的“上帝之手”!

“上帝之手”一词，从此就成了科学界的一个猜想命题。西方的科学家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在科学的道路上寻觅着这支神秘的西方的“上帝之手”。

那么西方的“上帝之手”客观地存在着吗？世界科学界虽然迅速地在发展着，但是迄今为止世界科学界并未能真正寻找到这只西方的“上帝之手”。到底 “上帝之手”并不存在？还是研究方向错误或者是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到底是哪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呢？我们相信科学界最终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上帝“是中国古代自然道德信仰的专有标志

东方是否也存在着“上帝之手“呢？

关于“上帝“一词，现代中国人一听，就以为是西方宗教名词，其实这一名词原本产于中国，在明朝时期就已经“出口”，而在近代再又进入“内销”。转了这么一个大圈子，中国人就不认识这个名词是老祖宗的原创了。

“上帝”一词，是中国古代自然道德信仰时期所诞生的一个名词。史书中最早出现上帝一词的记载，是在《尚书》和《诗经》之中。“上帝”一词，在《尚书·虞书·舜典》中出现过32次，在《诗经》中出现过24次，在《礼记》中出现过20次，在《春秋》中出现过8次，在《易经》中出现过2次。

《尚书》：“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诗经》：“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北京天坛祈年殿，即为历代君主祭祀上帝之处，内供奉有昊天上帝之神位

“昊天上帝”或者“皇天上帝”。“昊天”，即指有相的宇宙；“上帝”，即指有相宇宙之上，道的无相空间环境，以及其中能主宰有相宇宙的高级生命。中国民间难以知晓有相宇宙外的无相自然结构（高维空间），一般都将“昊天上帝”统称之为：“苍天”、“青天”、“老天爷”。

这个词，在明朝中后期，由于当时中国的精神文化教育，在儒教理学文化教育中僵化与枯竭以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始有了市场。西方宗教虽然在唐代时已经开始进入中国，但是那时由于李家崇道，武家崇佛，洋教进入中国以后并没有获得传播的市场。当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为了使中国信众便于掌握西方教义，绞尽脑汁从中国古代道德文化中寻得这一名词，进行套用翻译。

“上帝”一词，其实并不是基督教“God”一词的中文翻译，既不是象形翻译、更不是读音翻译。此事在清朝康熙年间还发生过一段“公案”。十八世纪初叶，梵蒂冈教廷派遣34岁的主教多罗涉洋来华，以“捍卫纯正信仰”为名发布教皇谕令： 不允许中国使用“上帝”这个名词，而要改用拉丁文“徒斯”（Deus）：教堂内不允许悬挂“敬天”一类的匾额：不准许信徒敬孔祭祖：不能称许中国古经，等等苛刻条件，违反者一律开除教籍。

此谕一宣之后，本来对基督教颇有好感、并且予以支持的康熙，解读出了其中精神文化专制性侵略以及将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西化的味道。康熙勃然大怒立即将他逐出国门。康熙说：中国人的“上帝”就是真神，天不是物质的天，敬孔祭祖也不是宗教，乃是孝心与敬心的表达，与基督信仰毫不冲突。

但是，教皇仍然无动于衷、一意孤行，再次派主教嘉乐前来重申谕令，康熙曾经十三次接见他，但是教庭却毫不让步，没有丝毫变通余地。康熙于是朱批圣旨说：“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此后，相继发生多次驱逐和灭洋教的事件。在时间的冲刷下，西方最终不了了之地接受了“上帝”一词在中国的使用。

东方“上帝之手”就是道

关于东方的上帝之手，老子早在2500之前，其实已经在他的五千言之中做过明确的回答，他是怎么讲的呢：“夫唯道，善始且善成”、“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而且《庄子·大宗师》也曾指出：“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德而不可见。自根自本，示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从老子和庄子的开示中，我们也就不难看出，在我们东方的这只“上帝之手”那就是道。而且这只“上帝之手”有质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德而不可见。所以西方科学界若想依照目前只研究显而不研究隐、只探索白而不探索黑的方向进行研究，单纯按照外求法进行求证，可能永远也难以寻觅到这只“上帝之手”。

虽然，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要说那推动现代科学探索的精神，我认为科学领域中所有合理的推测都来自一种深刻的宗教感情，不然的话，它们就不会产生任何成果。”

 科学只是人类寻觅上帝的手杖，但绝不是唯一的道路。其中有一条简易之路，就在东方中国。这一点。在西方许多人目前还并未真正认识到，因为我们自己也未加以良好的继承，因为我们自己丢失了祖先给我们创造的道德文化，遗失了“修之身”的瑰宝。

从这里我们可看出，带有宗教情结的西方式的信仰、直觉、灵感，的确是西方近代科学迅速发展的一种潜在动力。但是，要想仅凭这些而寻觅到“上帝之手”，可能仍然还是难以达成的一件重大的工程。

修身内求法是走近“上帝之手”的法宝

寻觅“上帝之手”，应当超越宗教理念中的局限性，上升为道学文化理念，并且实践修之身，运用内求法进行寻觅，那么寻找这只“上帝之手”也就并不困难了。这就是东方的修身明德知道的方法论。

在数千年以前，我们伏羲创造的易道文化、轩辕创造的法道文化、老子创立的德道文化，早就已经将这条研究道路给人类指示明白。什么是“可德而不可见”？也就是说只有循着“修之身，其德乃真”之路，具备德以后才能明道。只有修身，运用内求法，使自己的性命进入上德境界才能知“道”，才能知道这只“上帝之手”。修身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根文化中最优秀的瑰宝，是中华人文皇冠上的明珠。修身，通过内求法实现天人合一，就能走近“上帝之手”，从而紧握“上帝之手”。

许多学者分析东方和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别，莫衷一是，并且自贬东方的思维模式，认为东方的思维模式远逊于西方的思维模式。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是由于经过百年来我们毫不痛惜地弃典忘祖，我们忘记了自己的祖宗给自己子孙创造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修身内求法基础上的模式，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一元四素方法论。

通过修身，而认识自然和宇宙，这就是东方的思维框架。可以说没有修身的实践，就没有东方的思维模式。只有修之身，才能掌握完整的东方传统思维模式。

西方难以寻觅“上帝之手”，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没有替自己的子孙留下修身的方法。而我们东方，伏羲黄老所创立的修身内求法系统，在2000年前是一个完美的教育系统，影响我国长达数千年之久。只是在汉代“独尊儒术”以后，才开始日渐失落。近百年来更是几乎被人们淡忘。我们现在复兴传统道文化，重拾修身内求法的瑰宝，那么完美的东方思维模式必将会再重新再现于整个民族之中。

我们的祖先通过修身运用内求法，全面地掌握着自然的奥秘，明晓于自然的次序，不仅对“有相”的宇宙洞彻无遗，还对“无相”的自然了然于胸。近代人类长期忽视祖先们的智慧，丢弃了“修之身，其德乃真”这个瑰宝，丢弃了“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实践，因此难以理解和接受祖先们通过修身在深刻慧观以后得出的结论。人们只在“有之以为利”的有相世界中发展探索，丢弃了“无之以为用”的这个根本。

“有相”和“无相”，其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人类若要寻觅“上帝之手”，就必须进入到“无相”的自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