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析“经典诵读音乐化”的改革与发展

道教早期，诵经为“直诵”，主诵老子五千文。

北魏时期，嵩山道士寇谦之(386——534)，改革北方天师道，“以礼度为首”，援儒入道，吸收儒家有音乐伴奏的礼法仪式，改诵经“直诵”，为“音诵”、“乐诵”，亦名“唱诵”。

《魏书·释老志》中，记载：（寇谦之）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云驾龙，导从百灵，仙人玉女，左右侍卫，集止山顶，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自天师张陵去世已来，地上旷诚，修善之人，无所师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轨范，首处师位，吾故来观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号曰‘并进’。言：‘吾此经诫，自天地开辟已来，不传于世，今运数应出’。”

自此，寇谦之依据《云中音诵新科经戒》，制定了《乐章诵戒新法》，遂产生了《华夏颂》、《步虚辞》等道韵。

宋朝吕太古在《道门通教必用集》，记载了这段史实，被收录在《道藏》中：嵩山道士寇谦之，在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得《云中音诵(即华夏颂·步虛声)新科之诫》。

这是有关道教“音诵”较早的历史记载。这是经典诵读“唱诵”方式在道教中的一种发端。相关的道教音乐文化，也开始从此诞生。

从这种唱诵方式诞生的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诵读方式只是一种适应社会需求的展开，主旨离开了诵读本身中要求内求、内观、内应的基本要求，是一种外求的形式。

但是，如果这种唱诵能够把握着不离开内求法的根本而加以运用，那么作用也还是有益的一种方式。鉴别一种方法的好坏，应当把握住它是否离开了根本而单一性发展。

如果不离开原则性的根本，不是仅仅为了表演而表演，而是将心声合一地加以同步发挥，那么其对自己身国作用还是存在的。在此基础上，对外界听经的教育和感染力，也同样能够较好地产生。

所以，对“唱诵”这种形式，应当在明白内求和外求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不离原则地加以分析和应用，也就能够较全面地把握，合理地加以应用。

道家学说，虽然主要是用于内求；但是，在注重内求的原则上，合理把握住向外的弘扬，使更多的人都能掌握和应用内求法；那么合理的外求形式和方法，也是不应当完全排斥与拒绝的。

一些好的外向型的方式，只要我们不离开、不放弃内求法的原则，那么也就能够既强化内修心身，同时又能弘扬内求法于社会，使更多的人亲近内求法，进入修之身的领域。